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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成为2009年中国政论界关键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0月大陆学者提出“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强调中共拥有8000万的党员，在不久一篇采访中，提到了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有示范作用，可以带动社会民主。“党内民主”话题的活跃，与2009年9月，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提出决议有关，在决议第四部分，提出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中共8000万名党员，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人口；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党、人大、政协、政府和军队的五套班子中，党对政治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两点是中国国情。突出中国8000万党员的量，强调党内民主示范的合理性，可视为对中共“示范民主”倡导的一种解读，其背后有一个逻辑：民主理念的实施，受制于国情与传统，可以发展出不同模式。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的党政系统，中国民主化能够弥补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端，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方党内民主集中在两点：选拔候选人和选举党魁。中国国情为党内民主多加了一个职能：为全民民主示范。笔者尝试从英国政党一些事实出发，与当下中国的“党内民主热”商榷一个具体的问题：在示范民主之前，如何保证一个拥有大量成员的组织，对自身的民主制度有认同，有参与和执行的动机。

 

职业政客需要党内民主

 

与80年代相比，英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在降低，典型表现是投票率在降低，以政党为组织的政治运动出现衰退，但这并不意味政治的终结，也不代表民主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和价值观走向消亡。

 

笔者粗略统计从80年代到现在投票情况，在1997年后三次大选中，工党大约1100万票，保守党是900万票，自民党是500万票。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三次大选结果，保守党大约1500万票，工党是1000万票，自民党是650万票。加上其他党派的票数，英国人口以6000万计，平均投票率约为45%以上。

 

英国各党入党门槛很低，基本上就是申请登记就可以，各党没有公布自己的人数。如果假设以投票率为指标，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者均达到总人口的15%左右。相比目前中国的党内民主构想而言，8000万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的6%。从数字上看，占总人口的6%的党员推动一场全民民主，能否达到45%的投票率，答案还不能够确定。

 

在中国，很多论者从投票率切入，过度唱衰西方民主的实践，是一种政治虚无的表现。这种心态对中国推动不管是党内民主，还是全民民主，都是没有好处。

 

在英国从政，不妨把当选各级议员为成功指标。目前，在英国一共有646名国会议员，地区议员（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个议会）297人，欧盟议员69人，两千三百多名市议员（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出任的内阁阁员一百人左右。如果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政客这个职业，大约两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成功者，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律师、教授、会计师等职业。

 

在英国的政党政治大环境下，独立政客生存的空间很小，以西敏寺议会为例，每届大概只有3-5个独立议员，而议员总人数是646人。所以，从政必须依托一个党，而党内的竞争非常残酷，一个相对明确的游戏规则显得越发重要。

 

直到今天，政客（politician）在英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middle class profession），与传统的医生、律师、会计师不同，当选议员没有统一晋身途径和资格认证，很多偶然因素决定了个人前途；收入不稳定，因为不能当选，就没有收入；没有合理的休假和私人时间。

 

但是与过去相比，英国政客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获得政治的成功，是一个高投入的过程，首先，当从政成为了一个全职工作之前，候选人就必须全身心地去准备，很难发展另一个成功的职业，以备不时之需，仅仅是在一些过渡性的工作中积累。在英国，一名成功的议员，不管是地方，还是国会议员，他在当选之前，有过一两份工作，但是很少有人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政治雄心决定了自己要把更多时间花在政治上。

 

以英国现任首相布朗为例，在爱丁堡大学期间，就是苏格兰地区学生领袖，拿到了博士之后，短期以兼职讲师和新闻职业为生，然后迅速地放弃学术，转入职业政治，32岁取得了议员职位，也就意味着一份全职工作和稳定收入，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政途。

 

笔者查阅了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首相职业生涯，首相一般家境优渥，从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转入政治，工党出现之后，少数工党首相是白手起家。但是从战后开始，很多首相，特别是保守党首相世家子弟居多，在战争中立功，也有过相对短暂的职业经历，但是从撒切尔夫人开始，政治以外都只是工作（job），谈不上职业（career），历时相当短。为了谋生，撒切尔夫人当过化学分析员，梅杰试过多份工作，有过失业经历，布莱尔当选议员前，是个实习律师，布朗当过大学老师和编辑。而在二战之前，英国首相多数是豪门世家背景，从政属于第二职业。

 

英国当代政治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英国在70年代开始的党内民主化，与政治职业化，在时间上是合拍的。这其中联系值得深入去挖掘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人发展与政党政治的格局推动政客职业化，只有政客职业化之后，才有可能对党内民主制度有一种强烈的诉求与忠诚。

 

政治参与和党内竞争

 

英国从政之路并不容易，党内竞争更是残酷。党内民主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寻找合适的候选人。以参选议员为例，首先表现在获得党内候选人资格，其次是保证可靠的选举胜算，比如拿到安全席位选区（safe seat）。英国有个说法，一个人在政治上成功要有几个条件：男性，英国白人，大学毕业，当选议员不超过35岁，有在位的政治保护人，身体健康，超级自信，时刻考虑政治。目前首相布朗和反对党领袖卡梅隆正是这样的典型。但是，政治分析带有玩笑意味地指出，最关键的是运气。

 

在英国政党系统中，每个党有自己的总部，在地方上设立自己的支部。在英国各个大学中，往往以association名义设立的学生支部，其中最出名就是牛津和剑桥两校，其中的协会主席日后决多数入主西敏寺议会。各党的地方党部和学校能够为英国潜在的政客提供发展机会。从结构上看，英国政党布局，与中国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政府机关、教育系统中，没有党支部一样的组织。

 

此外，围绕各级议会和政党，还会产生出很多服务性行业，比如智库、咨询、公关等，很多人通过这些工作了解政治，建立人脉，为将来职业政治生涯准备。以英国为例，很多议员就是党内顾问、研究员或分析员出身。今天英国保守党党魁卡梅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保守党中央党部的研究员。

 

笔者曾经与英国著名的政治博客作家戴尔（Iain Dale）交流过他在党内竞争的经历。戴尔1962年出生，在媒体中人脉深广，在西敏寺议会大厦里开过书店，2008年出版了Total Politics杂志。他凭借媒体身份，切入政治，按照他的人脉来看，当选议员应该相对容易，不想一路走来也是辛苦异常。2005年，他第一次以保守党候选人参选失败，在2007年申请一个保守党安全席位候选人资格时候，在第一轮面试中就遭淘汰。

 

他向笔者介绍了党内竞争的流程。一般来说，保守党大约张800名有意参选的approval list。一旦有席位空出，他们就会收到报名通知，经过地方党部推荐，最终确定10-20名候选人，在经过一系列培训和面试之后，筛选出4-6人，男女各半，然后接受选区民众投票，这些民众不一定是保守党党员，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一名候选人。这次戴尔在第一轮面试中就出局。今年10月他又申请了一个安全席位的候选人，目前暂列第三。戴尔的后两次申请，目标都是保守党安全席位的候选人资格。这在英国党内选举中，已经属于肥差，竞争激烈，往往为刻意栽培对象预留。

 

很多刚刚出道的年轻政客，二三十岁左右，常常到本党势力不占优的选区，选举基本上落败。但是，他们常常把这个经历当作“政治学徒”实习，也籍此唤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年轻时候的布莱尔就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他最先申请一个市议员候选人资格失利，此时的布莱尔，还仅仅是一个刚刚从牛津毕业的实习律师，事业并不顺利。

 

借助岳父帮助，他认识一名工党议员，该议员帮助布莱尔获得了一个保守党占优选区的候选人资格，在这场1982年的补选中，年仅29岁的布莱尔仅得到了10%选票，甚至远逊于上次选举工党候选人表现，但是他的表现给当时工党党魁印象深刻，从此进入政治快车道。

 

综合戴尔与布莱尔的例子，可以一窥英国党内民主选拔候选人的流程。在这个环节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过程，一个是选拔（selection），一个是选举（election）过程。以党内选举为例，制度保障与人际互动并存。假如党内民主对全民民主具有示范左右，是否也意味着在选举方式将有所创新，比如透明稳定的选拔方式、公开选举、实质性的政策宣传等等。这是党内民主值得期待的地方。

 

通过对英国党内民主的观察，笔者认为，所谓党内民主，在今天英国是为职业政客前途提供保障，使其在相对错综复杂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对可靠的制度可遵循。这其实是一个并不崇高的民主理念。

 

对日后中国而言，党内民主改革一旦逐步展开，一大批投身政治的人群，他们也需要这么一套并不崇高但可靠的制度，来引导和保证自己的未来。基于这点启发，中国政治能否培养起来一批对党内民主制度有着强烈依赖与忠诚的职业“玩家”，这是一个在推广党内民主的关键。否则，即使有8000万党员的数量，权力分配只在在高层进行，造成底层党员参与动机不强，政治新人参与机会不够，届时党内民主的“冷场”程度，有可能不亚于西方大选的投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