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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演讲中，布兰德强调了“道德化的市场”（moralised market），这应该是对传统（英国）保守主义最大的贡献。

在中国外交缺乏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法应对如此复杂的人物与性格，更不敢轻易涉足少儿不宜的国际场所和话题，比如阿富汗和普世价值，唯有以偏执对抗柔软，举国上下，高举四个字：不得马虎。

虽然身处海外，大陆的生意才是目光所及，即使有互联网的传播便利，GFW的威力，足以让任何一份唐人街小报需要考虑自己的音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工党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即加强监督权力和下放自主权的矛盾。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常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所谓“文化政论”的自卑感。

赌阿富汗，是布朗赌经济的其中一局而已。

这并不是一个“工人党”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近，而是一个变相的中产阶级政党对经济利益的拥抱，这实质上是保守党的价值观。

基于这点启发，中国政治能否培养起来一批对党内民主制度有着强烈依赖与忠诚的职业“玩家”，这是一个在推广党内民主的关键。

科学家与政治的接口，看来是一个中英共同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忽视，却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老问题。当年陈独秀一派，只是热衷于开出德先生和赛先生药方，却没有考虑药与药之间是否十八反十九畏，以及服药先后。

英国主流历来鼓吹欣赏一种“本土之外的多元文化”图景，如今多元文化进入本土，他们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认识和评估多元文化对自己的切肤之感。那么，格里芬和BNP是检验英国人诚意与国际观的最佳测试。